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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标注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撰文｜万语

编辑｜张钦

我和戴伟浚父子是在饭桌上见的面。主场比赛的第二天晚上，戴文康和爱人从香港过来找儿子吃饭，他们俩坐在一边，戴伟浚跟我坐在一边。

父子俩聊天时的状态截然不同，戴文康健谈，戴伟浚寡言，想在他们间找到共同点不容易。可戴伟浚的母亲说他们其实很像，脾气都很好，又都有点轴。

戴文康现在是港超东方龙狮的顾问，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在金融业摸爬滚打过很多年。2010年，为了戴伟浚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球，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他放弃了在香港积攒已久的事业，带着全家搬去英国。

过往的采访里，戴文康总以相当刻板的面孔出现：一个望子成龙，倾尽所有并得偿所愿的精英父亲。提起他，戴伟浚绕不开“严厉”“要求很高”这样的词汇，最常说的话是“没有我爸我走不到今天”。

由强势的父亲主导的父子关系往往会在儿子取得成就后迅速产生裂痕，认可带来的底气催生了对于权威的反抗。这种情况从没有在戴伟浚父子间出现，随着儿子的攀升，他们的关系反而变得愈发融洽。

戴伟浚现在可以和父亲自如地聊起小时候他“挨骂”的经历。戴文康为自己辩解，说他不会乱骂，儿子表现好的时候也夸，只是会告诉他还有进步空间。坐在斜对面的戴伟浚小声嘀咕：“他其实只说了‘还有进步空间’”。父亲听到这话笑得张开了嘴：“夸他踢得好没有用啊！”

谈到当时去英国的决定，我问戴文康：“想过小戴最后踢不上职业怎么办吗？”他一抿嘴，笑着说：“去当厨师咯，做寿司，也很赚钱的。”

戴文康对儿子很严格不假，但他去英国前根本没想过戴伟浚会踢成什么样，他没有期待。球员和律师、医生不同，没有明确的发展路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从小就跟他说，人生难求，这是一个process，你必须要有memory。”香港跑到英国，金融干到足球，戴文康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这套人生理论。去最厉害的地方看过，即使做不成，那也没什么。

戴伟浚在前一天几乎说了相同的话，我们聊起去狼队踢球的徐彬，一直很平静的他突然有些激动：“很多人说徐彬笨说他傻，但他起码出去看过，有这个回忆。”“钱很容易赚，你赚了几千万又怎么样？没有经历，没有回忆，有什么意思？”

追逐回忆的背面是要不停地面对未知，并承受其带来的挫折。戴伟浚和戴文康都在很小的年纪就接受了这一点，相比撞上墙或者摔一嘴泥，他们更惧怕踏进一成不变的人生。

戴伟浚16岁那年，待了五年的雷丁没有给他提供青训学徒合同（scholarship contract），如果还想往职业走，他得自己寻下家。

不是本地小孩，试训的资格很难找上门，戴文康四处求人打点，给儿子要机会，接到通知他们就一定会去，因为“不知道哪一次会成功”。后来父子俩养成了默契，戴文康一接到电话，戴伟浚就开始收拾行李，十分钟内就可以动身。

父子俩去哪儿都开着家里的那台BMW，到英国之后戴文康专门买的。那是一辆柴油车，适合跑长途，三年开了十六万公里，烧油也厉害，三天就得加一次。最远的一回是从雷丁去威根，一大早出发开了三个半小时，练三四个小时后再开回家，走的时候天没亮，到家已经看不见太阳。

戴伟浚记不清到底去过多少个地方，试训到后面，他有点麻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上场就得有表现，被拒绝了就再去下一家，周而复始不停歇。他碰到的同龄人都只是在为了合同踢球，足球变得像个人运动一样孤独。

被伯里选上的那回，戴伟浚是坐火车去的。早上11点的试训，前一天傍晚戴文康才接着电话，他查了查谷歌地图，过去最快也要六个小时。戴文康那几天有事得回香港，没法送儿子，戴伟浚只能坐上最早的一班火车，中转曼彻斯特，刚刚好在试训前赶到球场。

他借住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心里面觉得自己有点像林书豪。他跟林书豪一样做到了。

拿到合同，戴伟浚打电话给父亲，两个人都谈不上太高兴，只感觉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终于可以不用再跑了。从他记事起，踢足球总是需要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十多年了，一家人都没怎么停过。

4岁时戴伟浚跟着父亲去港大踢球，那片球场靠着海，他自己在场边瞎玩，后来他习惯把那算作自己第一次接触足球的日子。

香港的地段金贵，球场少，政府规定单次租赁场地时间不超过90分钟，一堂足球课就这么久，还得把热身算进去。戴文康索性带着儿子去广州接受训练，从九龙坐到广州东要花两小时，过完周末再回去。

广州的对手都很快，技术也更扎实，一练就是三个小时，全是“死板无聊”的基本功。跟着燕子岗体校出去踢比赛，经常“以小打大”，这是戴伟浚在香港体验不到的强度。

戴伟浚9岁时，戴文康在英国找了个教练，把儿子送到他那托管了一个月，到处找地方训练。和父母告别时戴伟浚哇哇大哭，一个多月后再见面，他已经不想走了。后面赶上长假，戴文康都会把戴伟浚送去英国练球。有一次，飞机上戴伟浚喝了五罐可乐，在香港父亲可不允许他喝这个。

确定要搬去英国后，戴文康和爱人花了一年时间办签证、租房子、找学校，麻烦事很多，还好多跑几趟都能解决。他们没想到的是，戴伟浚在球场上遇到的麻烦会比这些大得多。

前三年令人绝望，之前过来戴伟浚还能跟别人对抗，10岁以后英国的孩子身体都长起来，只有他还是个“小鸡仔”，根本跟不上强度，“天天就是被撞，飞来飞去，滚来滚去”“一点成功的喜悦都没有。”

回家的路上，戴伟浚永远都在挨骂，30分钟的车程父亲一张嘴就不带停，要是赶上堵车还得多骂一会。母亲后来听烦了，索性在家等着，不愿意再跟着戴文康一起去接儿子.。

在雷丁的机会太少，戴文康领着儿子去富勒姆试训过一回。戴伟浚表现得不错，被教练组留着踢了六七个礼拜，最后还是没要他。他们说戴伟浚“挺好的”，但是“没那么好”。那一次戴伟浚在车里哭了半个小时，这是他第一次为足球哭，几年后到处跑试训的时候，被拒绝的次数更多，他再没哭过。

戴伟浚很难为自己的生涯划出清晰的节点，踢上英甲、远走荷兰、加盟狼队......去年膝盖重伤前，他不记得自己曾在哪里歇过脚。足球的世界永远有地方留给人往上爬，一件事做成了还有下一件，停下来更让人不安。

在英格兰的最后半年，戴伟浚过得不算开心。他跟狼队成年队训练过几回，第一次紧张得不行，只在游戏里用过的球员就在身边，腿都在发抖。他见过不知天高地厚的队友主动去跟特劳雷对抗，被撞飞好几米；内维斯在中场组织，脚下的球怎么都抢不下来。

跟上节奏很累，但也让他快乐，“跟他们练完你再也不想回去了”。

和英超的联系没能更进一步，三年前就踢上英甲的戴伟浚，那个赛季大多数时间只能在青年队坐替补席。

冬季假期的一天，戴伟浚有点感冒，准备在俱乐部做完康复就回公寓补觉，父亲的电话这时候打过来：

“有两个中超的试训你想去吗？”

“去吧。”

“下午有一班飞机，你要不直接飞吧。”

“哦，那好吧”

戴文康原本正和爱人在元朗吃饭，狼队的孙晓天打来电话，他只告诉了戴文康“有中超的试训”，什么时候，该联系谁都没说，甚至表明了球队不会出机票钱。戴文康筷子一撂联系上儿子，确认时间后订好了傍晚的机票。戴伟浚开车回家简单收了点行李，再打上车去希思罗机场。

弄完深圳的试训，戴伟浚回香港跟家人一起过了春节，这么多年来头一回。一周后他飞去西班牙，加入深足的冬训，球队之后因为疫情临时放了一周假，他才有空回英国清空了公寓。

待了快十年的地方，决定离开只花了半个小时，彻底告别也不过一个月。戴伟浚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只是再换个地方踢球嘛。

21世纪的头十年，是香港足球最糟糕的时候。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球市日渐走低。在戴伟浚出生的前一年，香港足坛爆发大规模的“假波丑闻”，多名球员锒铛入狱，老牌球队不堪重负合并、解散，香港足球从此进入“冰河时期”。

据港媒思考HK统计，2008年香港职业球员人数为450人，到2018年仅剩250人，跌幅接近50%。香港于2011年首次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28港币，港超球员大多只能拿到比这多一点的收入。

上小学前，家里原本想给戴伟浚找一家南亚人居多的私立学校，好歹能多学学英语。没想到抽签抽中了学区里最好的公立校，离家三站地还不用付学费。这份“好运气”让戴伟浚受了苦，周围坐的全是学霸，他压力很大。第一次考试拿了倒数第四，母亲急得不行，家长会都不好意思去。

香港的升学制度同大陆相仿，补习文化在00年代开始盛行，结束学校的课程，再去外面补习，这是香港孩子的生活常规。戴伟浚很快加入同学的行列，中午放学后去补习社做功课，晚上才有时间踢球。

补习社一上就是三年，戴伟浚的成绩一直不温不火。他学得不多，写完作业就开始发呆，成绩自然提升不大，最高也就上了十来名。

戴文康看出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干脆不让他去补习了，把省下来的时间拿去练球。足球课还能便宜些，一节只要120港币。

戴文康决定带儿子去英国学球的时候，身边人都觉得这条路走不通。老老实实考学，之后搞金融、当律师、做医生，这是社会期望里的好路子。戴文康又在圈子里有资源有人脉，帮儿子安排好未来并不难，为什么偏要给自己找麻烦？

戴文康想的比他们远很多：所有人都认为走不通的道，里面一定有机会。大家挤破头想去的地方，留给后来者的位置只会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孩子喜欢踢球，既然喜欢，那就到最好的地方看一看，不然有什么意思？

过有意思的人生，这是戴文康排在第一位的人生哲学。

戴文康的父亲是珠三角河域上四处来往的“疍家人”，卖水果为生，五十年代跑到香港，成家生子，四口人在15平米的屋子里住了二十年。戴文康成长在黄金时代的香港，听着《狮子山下》长大，相信白手起家，相信肯干就能翻身。

他13岁就开始跟父亲一起做工，从没考虑过什么“稳定”，能赚到钱养家就好。

八十年代，红磡里面天天都是演唱会，市政局常在修顿球场办免费的市民演出，广东道上的迪厅Canton Disco是有钱人里最火的去处。戴文康和父亲一起给这些场所提供灯光和音响，他放了学就去忙活，一直干到深夜，工钱200港元一天。

那些年他认识了很多明星，最火的谭咏麟他打过招呼，梅艳芳、张卫健、Beyond都还没走起来，演出完大家就一起吃饭打牌，喝酒聊天。

从港大毕业后，戴文康进过烟草公司，工资高、福利好，到点洗手收工。但戴文康干了半年就想跑，他觉得这里十年前和十年后一模一样，钱赚的够多，可没变化、没挑战，也就没意思，他不敢想象自己到了五十岁还在重复着二十岁时干的事情。

在英国时，戴伟浚去训练，戴文康逮到空隙就找教练聊天，请他们吃饭，跟不少人成了好朋友。熟悉之后听他们讲俱乐部里的轶事，自己也会提问题。一半是学习，一半是听八卦，他慢慢地摸索到一些英国足球的门道。

儿子踢上职业后，需要戴文康操心的事儿少了。他在香港闲着无聊，又觉得外面学的东西不用白不用，港超东方请他去当顾问，他立马同意了。进了队，戴文康才感受到香港足球和世界的巨大鸿沟，他嫌球队在有些方面太业余，组织整个教练团队和管理层去欧洲走了一圈，各大球会轮流学习，靠的全是在英国攒下来的人脉。

戴文康也为儿子放弃了一部分自己的人生，他们离开的时候正是香港金融业“行情最好的时候”，赚钱对他来说很容易。现在他还会跟戴伟浚开玩笑：“如果咱们当时不去英国，现在已经住在山顶（香港最富裕的豪宅地段）咯。”

调侃归调侃，即使没带着戴伟浚去英国，戴文康大概也不会一直做金融。他身边有很多朋友，干了一辈子金融，都是绝对的“成功人士”。但戴文康不喜欢那样的生活，几十年只为了钱干同一件事，在他眼里是失败的人生。

他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周围人说他厉害，“戴Sir又开始搞足球了”。他自己只觉得开心，都60岁了，还能在一个新的行业里做没做过的事情，实在是“好好玩”。

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掏出手机，要给我分享一个视频，里面是温格在FIFA会议上的演讲，聊的是“足球的未来”。

戴伟浚从小就很乖，母亲说他“没有叛逆期”，不会像别的小男孩到处爬高爬低、蹦蹦跳跳，只是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从来不烦别人。安静的孩子也有让家长头疼的一面。幼儿园面试，老师问他名字，不出声；问他几岁了，还是不出声。

训练结束坐在父亲的车后座，戴伟浚也不出声。骂声一句接一句，他不说话，也不哭不闹，就坐在那，戴文康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只知道他“看起来有点不开心”。

2010年离开香港的时候，戴伟浚的目的地本来不是英国，他只是要在复活节跟着东方去葡萄牙踢个比赛，对手有本菲卡和皇马。出发前两天，他正在收拾行李，戴文康突然推开门：“把东西都带着，这次我们不回来了”。

戴文康问过戴伟浚想不想好好踢球，也告诉过他“想好好踢就不能留在香港”，但去英国这事，他从没有正式征求过儿子的同意。

戴伟浚的回忆里，他对父亲的话是“没有反应”的，只问了一句“真的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就继续收行李了。

类似的场景不断地重复，戴伟浚的少年时代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父亲安排好生活的轨迹，他只要照着做就好。长此以往，戴文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说一不二，不会被忤逆的“严父”。

相比儿子，他一直是更不能退缩的那个人，孩子可以想放弃，但父亲碰上什么都得咬着牙。

到处跑试训的那一年戴文康也很难熬，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比儿子更受罪，每天求人办事，一直开长途，去了那么多地方都看不到结果。

他唯一的放松是跟爱人去赌场，他们不赌，只吃东西。几个跟他相熟的中餐馆老板都是赌场的VIP，跟在他们后面混，点什么都免费。

戴伟浚压力大的时候，戴文康也是找这几个老板，他让儿子训练完就去餐馆洗盘子，周末的时候根本洗不过来，速度慢了还得挨骂。几次下来，踢球显得没那么苦了。

有次戴文康半开玩笑地跟儿子说：“我有点受不了了，咱们要不回香港吧。”

戴伟浚面无表情的样子和现在很像，他摇摇头说：“不回”。

戴文康想起了戴伟浚上小学的时候，他们一起去泰国玩，跟学校里的队友训练比赛。热带的阳光烤人，戴文康一会儿就撑不住了，找了片树荫看儿子踢球。场上的孩子也受不了，一节踢完赶紧下来找地儿凉快。只有戴伟浚傻愣愣地不休息，不上场的时候也跟在教练旁边，看别人踢球看得入迷。

儿子做什么都浅尝辄止，只会对足球上心，这是戴文康从那时候起就知道的事。后来他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保证戴伟浚能跟足球保持最简单的关系。

异于常人的执拗和苛刻让人很容易把戴文康划进“鸡娃家长”的范畴里，在体育这个勤奋常敌不过天赋的残酷行业里，这是一种多见的绝望叙事。

网球名将阿加西在他的自传Open里写道，是父亲对于网球极端的热爱逼着他走上了这条路，尽管他无比憎恨网球，“全身心地憎恨”，他还是得继续打下去。

戴伟浚从没有恨过足球，他最开始就很喜欢，父亲也没有给过他“必须成功”的压力。戴文康严格的一面始终建立在“做事就要冲着最好的做”的执念上，他觉得那样才最有意思，才不会后悔。

戴文康全靠自己活出了现在的人生，他不想，也不觉得有必要为孩子选定未来。

16岁是个分水岭，戴伟浚拿了合同、考了驾照，戴文康决定回到香港，不再一直陪在孩子身边。他把BMW卖给移民过去的朋友，花3000镑给戴伟浚买了辆二手斯柯达，车顶有点漏水。戴伟浚后来一直开着这台车，车里不会再有骂声，他也开始学习掌握自己的人生。

他开着它去火车站接过邵佳一，父亲跟他说有个“领导”要来。邵佳一在牛津待了一周，看了两场球，后来他把戴伟浚推荐给了当时的国奥主帅希丁克，这是戴伟浚和国足第一次接轨。

狼队找过来时，戴文康很反对，觉得“步子迈太大了”，但这时候他已经拗不过儿子了。对戴伟浚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拒绝”的邀约，他想的很简单：“如果表现好了，我就真的能踢上英超了。”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戴文康的判断，但戴伟浚不后悔，他觉得天真一点挺好的。

2020年戴伟浚刚回来的时候，没人认识他，只知道“这小孩是从狼队来的”，就叫他“小狼”吧。

现在这么叫的人不多了，刚进队的年轻人叫他“戴哥”，大多人叫他“小戴”和“戴佬”。过去的几年被仲裁、冷板凳和伤病给抽走了。球迷提起他，说的还是刚进国家队时的“保护性接应”和那次克鲁伊夫转身。

在深足崭露头角的时候，戴伟浚会大大方方地跟媒体表志向——中超只是过渡，他想重回欧洲踢球。后来他很少再在公众前谈论留洋，但心里还是一直琢磨着这事，没想过要放弃。

戴文康反而对儿子越来越“没要求”，他觉得重伤后先踢上球就成，地方不重要，“去冰岛都行”。建议他还是会给，赛季前有中超强队想签戴伟浚，戴文康觉得去那更好，这回是戴伟浚自己不想“步子迈太大”，最终选择了新鹏城。

儿子来中超踢球后，戴文康开始学国语，现在已经讲得不错，但还是会夹杂着粤语和英语。采访时他滔滔不绝，戴伟浚在旁边捧着折叠屏手机看CBA，很少插话。他的耳朵其实在听着，赶上父亲某个词汇说不明白的时候，会帮忙解释一下。

小时候戴伟浚其实不爱听戴文康的说教，见的多了才明白，孩子的意志力总是脆弱，没有父亲逼着，他很难撑过来。这几年，他觉得自己和父亲都成长了。他开始理解过去戴文康有时失控的愤怒，花了很多很多钱搬去英国，发现场上的差距竟然那么大，“任谁都会急的”。

戴伟浚说，如果不踢球，他大概率会去干金融。爸爸是这行的人，他自己中学时最好的科目也是数学。但戴文康觉得儿子搞不了金融，性格太内向、不爱说话，“搞金融得跟人打交道，他不行”，而且“搞金融太累了，比踢球累多了。”

戴文康还是留着以前的习惯，聊了一会就开始评论戴伟浚昨天的比赛，有时候他还会跟儿子嘀咕，让他去跟教练说，换个打法。戴伟浚不是坐在后座的那个小男孩了，他会浅浅地回怼一句“你又不懂”，声音小但底气很足。戴文康也不生气，眼睛眯起来哈哈笑：“现在轮到你教育我咯！”